第一章 革命化是推动革命运动的主观力量
第一节 阶级斗争与群众的革命化
首先，我们需要回顾中国革命派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在2021年做出的一个重要论断：
最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在最近几年有了一些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打着毛主席旗号的“左派”发出“革命”的呼声，实际上大多是与修正主义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改革派。虽然他们在当时有限地参与了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但他们无法真正领导革命。一些相对先进的团体在出现后迅速被法西斯国家镇压。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掌握毛主义，有些人分不清“复辟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把90年代看作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期。有些人受到民族主义的严重影响，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需要进行民族革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被庸俗化，党内反对资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被误解为少数高层人士的宫廷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许多“左派”变成了右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对毛泽东时代进行重新评价。许多青年学生和工人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许多学院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俱乐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圈子。与以前的左派相比，他们的观点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有些人提出了武装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然而，这些团体仍然无法真正领导革命。2018年，深圳佳士公司的先进工人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会。工人被捕后，当地和其他地区的左翼学生到派出所抗议，结果是参加斗争的先进分子被法西斯国家逮捕。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对进步团体进行了大镇压。这一事件暴露了这些左派团体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他们不了解法西斯国家斗争的隐秘性和持久性，完全公开暴露了先进分子，最终造成了巨大损失。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的革命力量自始至终都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一开始，革命路线即是对旧政权的否定。2016年以来，中国就产生了马列之声。正如《PAPER》编辑部向我们介绍的：“马列之声是新左派中马列主义者们的旗帜，这是她之所以值得纪念的根本原因。在老左派日益没落，泛左翼日益混杂纷乱，特色思想日益蛊惑人心的时候，是马列之声扛起了马列主义的大旗，向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思想方向，即马列主义的正确道路！” 马列之声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吧”产生的，这意味着它一开始就是新左派运动的一部分，是革命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自然发展的一部分。马列之声身为一个松散的团体，却自觉地试图将自身改造为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的大规模活动要追溯到2019年，并初步开始了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扩散。彼时，还有许多学生小组、沙龙、联合会和QQ群开始被建立起来了，他们是群众革命化的先行者，但他们所开展的路线斗争是自发的，集中于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谬论（比如“安、托、西、修”）的斗争，甚至于革命因素和反动因素很多时候也是含混不清的（比如马列之声在“思宁报”时期就部分接受了中修的意识形态；北大马会则是一个倾向于托派的团体。但是他们都是反中修的）。这一时期革命派的活动被称之为“革命路线的初步确立”，即马列毛主义的思想基础的初步确立，但是革命派和反动派的界限依然没有被明确划清，甚至于两者可以存在直接的组织联系（比如马列之声和莱茵学社）。
“如果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是推动革命进程的决定性问题，那么只有路线是不够的，它的正确性必须反映在相应的组织形式中，是根据革命战争的具体规律，在革命进程每一个时期和阶段能够用优于敌人的组织形式武装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没有这一点，党就无法构想和实现这条正确路线，而给革命造成严重破坏。”（《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
这一时期的线上各团体由于没有充分利用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组织自身，他们的“组织”只能是相当松散的——在实际活动中，一个公开群往往就是一个“学社”（如今的各“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团体正是这一路线的直接继承者），所能进行的组织事务最多也只有宣传或是写文章了——自由软件依然是没有被足够重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果说马列之声被镇压宣告半公开路线的破产，那么2021年的724事件则是宣告了线上以宣传为主、线下以团体为组织的整个路线的总破产（之后出现的学生小组头子“雪白血红”正是这一路线的集大成者，整个路线可以称之为“团体整合为政党”）。正是因为如此，继马列之声以后，自由软件一边的《PAPER》《新闻》对于群众革命化的贡献就越发值得一提了。“在路线上，将自由软件的全面运用提升到路线级别，而不仅仅是手段级别。” （《当今马列毛主义的线上工作》）在他们之后，两条路线斗争将把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真正推向整个革命运动，《PAPER》《新闻》将通过“马列毛群众”这样的平台为群众所熟知。因此这篇文章将不会重点谈论线上线下问题，我们将侧重于路线问题。
由于当时的中国革命派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没能一开始就按照非法组织的方式组织自身，反而按照社团的方式组织自身。这意味着他们仅仅顾及了形成松散同盟效率的最大化，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寄希望于中国政府的中立甚至支持的。显然，这对当时的革命任务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并且使得被镇压极其容易。在这些运动失败后，中修扶持代理人、对合法组织领导层的强行改组、打压运动参与者的一系列行动，在客观上又加剧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传播。这一现象反映到革命运动中，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革命保皇之争。因此，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批判必然要向批判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觉运动转变。这便是自发路线斗争的最高阶段了。而在私有平台上，724镇压事件直接打断了这一进程。显然，路线斗争并不会以自发的力量导向自觉的组织化。
无论是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法西斯专政的加强，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泛滥一时，都不能阻挡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开展。事实已经证明，革命路线的确立是一个阶级斗争中的曲折的长期过程，但革命派是打不倒的！他们借着群众革命化的浪潮，吸取了既往的教训，在斗争中又一次成长了起来。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列之声被镇压以后，革命队伍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也随之深化，出现了RC及其头子“十月烽火”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派别——同革命派相反，他们否认政治斗争可行性，止步于私有平台的网络斗争，直到发展为“思想斗争”修正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取消主义路线；《PAPER》《新闻》是这一时期革命派主要的先进力量，他们的革命活动集中于自由软件上，因此没有也不能真正领导这一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但他们继承了马列之声未竟的事业，将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提升到马列毛主义的新高度，把革命的旗帜举得更高了，从而在事实上开辟了一条线上发展到线下的崭新道路，基于对既有组织基础的直接利用（当时是如此！）的组织化任务也开始提上日程——后来，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将其明确为“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2021年以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的成立、《论贡萨罗的普适贡献》《驳国内某些人对各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攻击》两篇重要文章的发表、“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论坛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化，尤其是围绕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主要是对反革命投降主义分子“王星尊”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红星不灭叛徒集团”的批判），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斗争的新时期。主观条件的发展为革命派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提供了契机，推动了两条路线斗争进入新阶段，也必然会推动组织化进入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论坛实际上已经执行并且很好发挥了原有私有平台上各“组织”的职能，且有利于推动革命派大联合，论坛的革命活动开始取代了私有软件。
然而，一种倾向往往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革命派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以后，革命派自身也面临新的挑战，就是如何巩固两条路线斗争成果的问题。在2021年，我们开展的实际上是革命保皇之争的深化，可以称之为以自发路线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批判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理论体系”的运动。旧的阶段已经结束，但新的阶段尚未完全开始。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论坛革命派代表了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社会基础依然是比不上开了玖为首的反动力量——在论坛的优势只有人数相对的较多，但要战胜开了玖的话这个影响力是不够的，因为没有占主导；其次没有如革命派自身设想的那样形成一个“党派”，这是因为主观力量的不足。虽然在客观上开启了一个路线斗争的新阶段，但是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新的斗争形式，大多数也没能成为新斗争的主力。这一现象同样是在革命队伍中普遍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从革命队伍内部跳了出来。他们否认新的革命形势，否认群众革命化，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宣扬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路线。两条路线斗争已经系统化了，越来越不可回避。这一次斗争将决定未来的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围绕组织化问题开展。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服从于自发性，已经成为革命运动的主要危险。争取“团结在毛主义之下”和“为重建军事化共产党而斗争”的斗争，成为当前整个两条路线斗争新时期的主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团结在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 的革命路线下，在中国发展无产阶级为主要力量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第二节 群众革命化发生后的两条路线斗争新形势和新任务
群众革命化是2019-2021年左右发生的，形成的原因既在于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也在于革命知识分子思想运动的极大发展。一个革命队伍初步形成了。这表明，自发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自觉因素的萌芽。但是，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呢？2021年以前的两条路线斗争是纯粹的革命知识分子自发思想运动的产物，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革命队伍仍然需要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1.围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阶段的两条路线斗争与取消主义路线的初步确立
在群众革命化期间的一个重要飞跃就是革命的参与或同情者普遍承认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那些带有民族主义偏见或者将中国与全球割裂开的各种理论（如“半外围”论、中国是“半殖民地”或形形色色的“救国”论）逐渐不再成为主流。中国的路线斗争也将是全球路线斗争的一部分，特别是围绕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策略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部分。至此，我们谈论革命性质问题就不能抛开革命策略问题了。革命策略将会是一个更主要的部分，由此开展的两条路线斗争将会直接影响中国革命总路线和重建党的战略计划的制定。
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照搬由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普遍特征是采取各种改良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动员策略，并对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武装斗争的前景持怀疑态度。这样，在理论中就表现为取消主义的路线，试图通过控制革命队伍来取消一切具有革命色彩的主张和行动，达到实质上取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1）取消主义的基本特性及发展
我们已经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新时期的三个标志。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贡萨罗主席的理论贡献已经开始被中国革命派重视起来了。因此，2021年的群众革命化不同于既往的任何时期，革命派群体已经在斗争中形成了多个革命的核心，他们的组织性也大大加强了，“斗争的组织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但是，这样的组织依然是不巩固的。最主要的是，革命派对于新修正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表现依然了解甚少，以至于这样的组织建立以后不久就被反动派篡权，或是从内部瓦解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我们已经批判了反革命投降主义路线，也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接下来，我们首先需要尝试总结这两条路线的社会基础，从而找出修正主义的历史规律。进一步地，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修正主义总是体现为取消主义，为什么取消主义是当前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总结当前印度人民战争的经验时指出：“悲观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了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是投降主义和取消斗争的前奏。”印度的取消主义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几段资料：
“我们必胜，你们必败”——贡萨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主席
从1967年纳萨尔巴里的春雷，到1972年马宗达在狱中牺牲；从1975年紧急状态后的分裂与叛徒投降，到2004年印共（毛）的合并与红色走廊的鼎盛；从2010年阿扎德同志被暗杀，到2024年“卡加尔行动”的全面围剿——五十八年的血与火，不是“路线不通”的证明，而是革命螺旋上升的轨迹。屈膝投降者永远不会明白：失败是胜利之母，撤退是进攻的准备，只有坚持武装斗争的人，才有资格看到明天的太阳。
“右倾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表现为害怕群众、害怕武装斗争、迷信合法性和议会道路。”——贡萨罗
索努，前印共毛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化名阿拜。在巴萨瓦拉吉牺牲前，就以阿拜名义呼吁和谈，在总书记牺牲后不久宣布投降，他说：“至少在目前，党唯一剩下的任务就是停止不顾局势和时代变化的持久人民战争路线、武装斗争的教条主义实践，停止走中国路线、俄国路线，努力走符合印度国情、符合时代的路线，以取得印度革命的胜利。”“我们决定放下武器……这是经过党内讨论的组织决定。”2025年5月总书记巴萨瓦拉吉牺牲前，他就以“阿拜”名义呼吁和谈；总书记牺牲后不久，他即宣布投降，同一个索努，2011年丹达卡拉尼亚困难期就出现“政治弱点”；2020年中央批评其“”不正确政治倾向”，他“拒不改正”；2025年总书记巴萨瓦拉吉牺牲不久后投降。怕死不是一天形成的，是十年阶级异化的总爆发。
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和丹达卡兰亚特区委员会的批判一针见血：“索努长期存在的理论、政治和结构性弱点发生了质的变化……日益追求舒适与自私，使他远离革命的牺牲精神；这既导致他未能做好准备，也导致他在怕死的情绪驱使下做出行动。”“放下武器意味着把它们交给敌人，向敌人投降……是赤裸裸的现代修正主义和背叛革命。”“任何宣布暂时停火的人都是骗子，这种人拒绝武装斗争，想要走议会道路，因而就是普拉昌达式的新修正主义。”总书记巴萨瓦拉吉战至最后一刻，26名战士一同牺牲；政治局委员索努，带着队伍投降。同样的党，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阶级归宿。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动政权的带路党之一，印共毛、印度人民战争和印度人民的叛徒索努，也有自己的苦命鸳鸯——印共毛的特伦甘纳邦委。2025年5月9日，特邦委发布呼吁和谈声明；11月再次声明延长停火；9月索努即在该区域投降。帝国主义的“打拉结合”在此暴露无遗：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奥里萨邦，安全部队重拳出击，坚定干部和战士牺牲；特伦甘纳邦“网开一面”，和谈呼吁、停火倡议、投降通道——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印度政府的回应撕破了“和谈”画皮”，“和谈没有成果，只是拖延战术。当前重点是鼓励投降。”
《印共（毛）北方协调委员会声明：揭露德武吉及其同伙的新普拉昌达道路！》指出：
💬 与我们委员会针对革命运动中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展开的运动相呼应，我们将阐述我们对德武吉投降事件的认识。德武吉曾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自从他在敌军面前投降后，他与我们党就已经毫无关系了。事实上，称他为印度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叛徒也不为过。他在接受一家英国主流报纸采访时表示，他仍坚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并将通过合法手段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他还说索努是叛徒。他说他将努力使党公开化和合法化，并请求政府解除对我们党的禁令。任何熟悉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基本原理的人都会明白，共产党不可能是合法和公开的。列宁同志对德武吉这种投降主义政治的回应是：“在合法报刊上反对地下组织或主张建立公开政党，实际上就是破坏我们的党，我们必须把这样的人视为党的死敌。”（《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因此，德武吉是我们党的死敌，是更高形式的叛徒。列宁将取消主义定义为 “放弃地下组织，废除地下组织，并不惜一切代价以合法性范围内的模糊结社取而代之。因此，党并不谴责合法工作，也并不坚持其必要性。 党谴责，并且毫无保留地谴责，用某种模糊、公开的东西去取代旧的党，而这种东西不能被称为政党。”我们认为德武吉只是另一个披着革命外衣的索努。这种新普拉昌达主义没有未来，我们都看到它是如何被尼泊尔青年拒绝的。关于德武吉将党转变为公开的合法政党的妄想，我们引用列宁同志的话作为对其取消主义的回应。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指出：
💬 叛徒索努及其集团的修正主义立场和他的背叛并不是印度独有的现象；它们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表达，那里存在着大庭广众之下或暗地里偷摸支持索努路线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将索努叛徒集团所发生的事情视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警告，并呼吁加强对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反对投降主义和变节倾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紧密团结，就是为了打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索努追随者，扫除一切与其立场趋同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印度的具体表现是索努的“印度路线”以“国情”为名否定持久人民战争；特邦委的“和谈”以“保存实力”为名放弃武装斗争；“暂时停火”的幻想以“等待时机”为名走向议会道路。右倾机会主义有八个识别标志：
凡是迷信议会选举，放弃武装准备的；
凡是夸大敌人力量，散布失败情绪的；
凡是主张无条件妥协，放弃原则的；
凡是反对整风运动，拒绝批评的；
凡是个人野心膨胀，搞派别活动的；
凡是追求合法地位，渴望被招安的；
凡是依赖外部援助，放弃自力更生的；
凡是篡改革命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的。
为什么我们要分析印度的取消主义？
首先，印度人民战争是全球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尤其是在半殖民地中。这样，对印度人民战争的态度，就充分地反映了对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态度。正如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指出那样：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发展支持印度人民战争的国际运动，绝不能让作为帝国主义的“低烈度冲突”战略一部分的阴险计划，以及印度反动派借助叛徒们散布混乱和悲观情绪的图谋得逞。我们必须用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提高自身力量和广大群众的觉悟，发展我们的思想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反攻，揭露敌人心理战的画皮。 我们必须在各个战线奋勇作战，抵御对印度同志的一切攻击。我们必须从背后打击帝国主义者，竭尽全力破坏他们的计划。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挫败“卡加尔行动”——以及“低烈度冲突”战略的整体部署——为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唯一道路：通过人民战争赢得胜利。
其次，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国内和国际的路线斗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统一的。因此，在印度人民战争中产生的取消主义路线，正在以相似的形式发生在中国路线斗争的前线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印度的取消主义的揭露对于揭露我国革命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取消主义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末，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什么呢？首先，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印度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革命性质将完全是无产阶级革命，并且从一开始就必须提出彻底革命的纲领，并不得不对革命队伍内外的机会主义者做不妥协的斗争，缺乏将运动从民族斗争推向阶级斗争的空间，这意味着动员的对象将更狭窄。正如对墙内的斗争的总结所得到的规律那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哪怕一个人……并不支持马克思主义，这个人都完全有可能支持解放斗争，因为不进行解放斗争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在帝国主义环境下，这些腐坏的小资产阶级庸人、这些市侩的工会，以及甚至一部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蛀虫们，他们趴在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上吸血，吸走的是少数不知情的群众，但同时又激怒很大一部分激进的群众。现在，一些同志已经落后于一部分自发性了，而忘记和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做斗争……先团结再斗争的口号很多时候是不切实际的。“其次，在革命队伍内，由于革命路线仍然不是系统化的，路线斗争没有被充分开展。因此，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都在革命队伍制造影响力，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只会更加明显。
“在群众分不清楚谁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不去通过斗争反对任何有问题的观点，就不能获得目前的胜利。庸人们总是喊着群众，群众却根本不明白。群众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领袖，群众尚未完全认清自己是谁，这和理论的混乱时代是常常伴随着的。不是说群众不斗争，而是说即使存在这种斗争，群众也难以支持我们。必须完全的揭露那些伪装成社会主义卖弄自己的人，必须完全同这些人做分裂。如果不做这件事，群众就仍然搞不清状况。在得社会分裂的时期，群众没有足够激进的、踊跃的斗争，亦也没有完全统一。”
在当前的中国，革命队伍中有哪些修正主义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另一种是“融工”路线。
什么是“思想斗争”修正主义？是主张“思想斗争”为主的派别。经验主义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他们的主要观点。而经济派（“融工”路线的雏形）是什么？是反对引导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发展的派别，是要搞工联主义的派别。最终，这两者在反贡思潮中形成了统一的“共识”——他们都一致认为，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处在战略进攻的判断是“左倾盲动主义”，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是“左倾盲动主义”，持久人民战争“战略”不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如此而已！
因此，《革命社会主义阵地》（RSF）的这番经典说辞便成为了对取消主义路线的最好诠释：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现阶段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工人们尚未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应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暴政。（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还不存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意义上的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无产阶级）。群众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海洋里爬上岸；马列毛主义尚未被群众接受并成为劳动人民自己的意识形态。
2）合法斗争阶段论是“和平积累直到起义”的翻版（经济派、反贡思潮与“思想斗争”修正主义的合流；“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和“融工”路线的系统化）
“和平积累直到起义”的论调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早在很久以前就被外国人所发明了。这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的两条路线斗争，从来不能脱离全球各国的两条路线斗争。在更早之前国际共运对这一论调的批判中，巴西共产党（红色派）（今巴西共产党）的《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中的论述已经进行了完整的阐明：
所谓的“冷积累力量”形式，虽然披上了“毛主义”、“人民战争”等冠冕堂皇的话语，但只能发展为不同类型的需求主义（demand-ism）、阵线主义、经济主义，这些理论企图为其顺从资产阶级合法性辩护。没有围绕枪杆子的建设或重建，即作为军事化的党和武装斗争（虽然是现阶段的次要斗争形式——编者注），共产党人必然会陷入冷积累的理论，陷入修正主义的组织、方法和作风。贡萨罗主席曾警告说，为武装斗争准备数年的各党，在发动武装斗争时就分裂和投降了。这个问题是在世界范围内重建各共产党的每一个进程的试金石。……所有将战争与政治分开的人总是陷入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早于中国的群众革命化的时期，革命派已经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赤眉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革命斗争理论与展望》是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它从路线上明确革命派的建党任务：
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未能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主观因素：在于还始终没有一条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实际相结合的革命路线，还没有一个能够创造并执行这条路线的扎根广大群众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布尔什维克党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恰恰是长期处于地下、不合法状态。布尔什维克党通过秘密的党组织来建立常常也是地下的、不合法的工人组织，开展突破沙俄“法制”的群众斗争，同时不放过利用公开、合法斗争的机会，而逐步发展壮大，建立起一支成熟的职业革命家队伍、培养了千百万革命工人骨干，争取到了有觉悟的工人群众的多数。并最终通过建立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权机关——苏维埃、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总结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道路，可以发现：布党虽然也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却是为地下斗争服务的……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更是与“长期的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截然相反……21世纪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道路时，必须吸取布党和中共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中国革命，虽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但是不是也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若干普遍规律，从而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呢？我们认为这是今天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需要着重思考的。
此后的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所确立的路线与之相对应：
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高和最新阶段，即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来武装自己，积极融入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领导他们。我们要用毛主义重建被修正主义破坏的共产党，建立以党为中心的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发动人民战争，夺取国家政权。
“为人民战争重建党”的路线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派的普遍共识，这早已突破了“十月道路”的狭隘边界。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吗？我们认为：
十月革命只看其本身的话就可以说是“起义”，或者革命战争，在当时的情况下把起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直接在党的领导下用群众武装力量而非军队夺权，但这种“起义”并不是和平积累的结果。如果把1917－1921年巩固政权的内战（人民战争）也算进来的话，十月革命可以称之为人民战争，也就是说起义是人民战争的一部分，即便在当时人民战争并没有成为夺取政权的主要斗争形式。起义在帝国主义国家或许可以是武装斗争向人民战争发展的一种形式；但夺取政权的主要斗争形式（在今天）只能是人民战争，这是没有问题的。
更何况，“十月道路”同十月革命的经验根本背离，也早已同列宁的论述根本背离：
帝国主义出现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已经成熟了，也因其对于社会生活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化而对条件造成了重大的改变。用列宁的说法，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十月革命以及摧毁反革命的内战的胜利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战争才有可能进行，因为帝国主义正是用所未见的所有类型的战争来维持自己的。 列宁多次探讨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从其中吸取了经验，并指出——不像马克思主义者们通常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方式——正如俄国的经验说明的，革命将变得越来越多种多样。
（《人民战争与革命》）
与“融工”路线所不同的是，我们的“思想斗争”修正主义者由于至少无法在口头上直接反对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并毫不掩饰转向“十月道路”，而又要千方百计地反对人民战争的路线，因而也就不免要以一系列拐弯抹角却自相矛盾的奇谈怪论来重复“和平积累”的路线。
中国的“思想斗争”修正主义有一个标志性的奇谈怪论，即“合法斗争阶段论”。这些右派立场声称要捍卫军事化的必要性，但就像已知的修正主义者那样，他们认为，在发动武装斗争之前，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活动必须是主要合法的，只有在所谓的“发动武装斗争”之后，这个党才能进入地下，“进行军事化”。（引自《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在这种设想中，存在一个与持久人民战争相分离的“合法斗争阶段”。也就是“表面上”进行“合法”的工作、“合法”地利用资产阶级专政，背地里煽动对资产阶级政权的颠覆并拼凑“革命军队”，从而最终颠覆政权的方案，“思想斗争”修正主义者将其吹捧为“秘密”工作。我们的万里无云、十月烽火，特别是他们在XMPP的代理人“继续革命社”及其反革命同伙，不就是这样的吗？他们在私有软件或内部群组拼凑“组织”、密谋利用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开盒”）来镇压革命派，并且诬蔑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是放弃“合法斗争”的“激进的敌人”，是“发散自发性”。事实上，当采纳这样一种不真诚的“合法斗争阶段”的时候，无非是将“和平积累直到起义”的老调进行了重弹罢了。由于人民战争理论的伟大胜利，以及中国法西斯专政的特殊性，这群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没有办法继续承诺只靠一场“起义”或“总政治罢工”就夺取政权，而不得不口头上承认人民战争，但是他们又要取消人民战争，于是发明了这个奇谈怪论，而在行动上只有借着破坏两条路线斗争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来破坏革命派的组织和联合了——更令人可笑的是，这便是他们为“系统化融工”所做的组织准备了。这说明，“合法斗争阶段”论无非是修正主义分子在“和平积累直到起义”的谬论破产后发起的具有欺骗性的伪装罢了，它的实质是“对群众保密，对敌人公开”。这种说辞，也同“和平积累直到起义”一样，不过是他们放弃“斗争的组织化”工作的自白罢了。
持久人民战争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个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提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日程。 因此，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越来越清晰，毛主义和取消主义的界限也越发明了。
2）在形成组织以后，革命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由于组织是无产阶级应对新形势的工具，在形成组织以后，革命派的一切行为就必须，且只能是围绕组织开展的，这种行动就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路线斗争，另一个被称作组织事务。组织事务是错综复杂的，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内部动员、对外斗争、对外动员和组织间事务。具体到组织事务的一个单一事项，可以同时体现两个及以上部分。因此，只有使用辩证法的视角才能完全理解这一时期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解谁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围绕组织开展的一系列行为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形成组织以后革命派的中心任务。在我们看来，路线斗争是主要的，因为组织事务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革命斗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特定的形势的出现，必然使组织事务开始变得明朗，也就是说，要么这么做，要么那么做。这时候，有关组织事务的不同主张之间的冲突必然反映为政治路线的冲突，机会主义的单一组织事务一旦被执行，也必然要上升到机会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说，尽管“只有路线是不够的”，但是这一论断的前提是“它的正确性必须反映在相应的组织形式中”，也就是说组织事务的发展会反过来促进路线的提升，否则“路线”也只能是一成不变的。特定的组织事务既使路线能够得到执行，又能通过提高革命行动到新的水平而反过来提升路线。然而，不论如何，路线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主要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是推动革命进程的决定性问题”
列宁的总结体现了有关组织事务与路线斗争关系的历史规律，这对于反击机会主义分子“合法斗争阶段”论的陈词滥调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这个问题，是党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在革命后的整个时期（1905年），一直是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感到关切的问题，在党的队伍中引起了最激烈的内部斗争。取消派同反取消派的斗争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在专门的决议中明确了党对组织问题的观点：党是由各个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支部组成的，各支部应当建立“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使各种合法工人团体形成一个尽可能广泛而又有许多分支机构的工作网。从我们党对时局的估计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革命是需要的，并且即将到来。向革命发展的形式虽然有了改变，但革命的旧任务依然存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组织形式应当改变，“支部”的形式应当灵活，发展支部将往往不是靠发展支部本身，而是靠发展它的合法的“外围组织”，等等。但是，秘密组织形式这样改变，决不能因此提出这样的公式：使秘密组织“适应”合法运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合法组织是把秘密支部的思想贯彻到群众中去的据点。就是说，我们改变施加影响的形式，是为了通过秘密的途径继续发挥早先的那种影响。就组织形式来说，是秘密“适应”合法。就我们党的工作内容来说，是合法活动“适应”秘密思想。（列宁）
取消主义的路线正是对列宁的论述的根本背离。这不仅是一个反击，也为当前共产党的目标提供了蓝图。在我们之后的论述中，我们将在当前中国的背景下，详细地发挥并阐明列宁的这一组织路线。
《给部分左派学生的一封信——谈谈《若干问题》一文的问题》在批判雪白血红时指出：“雪白血红同志在思想路线上的错误造成了他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而对形势的分析恰恰是确立革命路线的直接前提。他反对贡萨罗主席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因而不能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这一点是普遍适用的。这是因为，在中国，围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阶段的两条路线斗争，实质上正是组织路线的斗争的体现。
按照这样的规律，我们能清楚地区分出三条截然不同的路线：
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建设革命组织的“斗争的组织化”路线。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相互促成，直到党的建成和人民战争的开展。
否认群众革命化、纯粹依靠“融工”来推动的“政治”灌输路线。
反对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反对建设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在实质上反对发动群众的“思想斗争”修正主义路线。
当然，由于斗争的组织化尚未得到开展集中反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革命派组织得到建立，而取消主义者的组织又长期处于分裂的低水平运动状态，这使得形成组织以后的条件从各方面来说都还没有达到，当前的路线斗争还十分的个人化。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历史上的组织反复的出现和消亡，这种路线之争已经体现过许多次了，历史规律已经是可以得到的了。并且，即便是当前非常个人化的两条路线斗争，也不免带有过往斗争的组织化萌芽阶段所产生的组织路线之争，主要是针对于对建立组织的形态和未来领导权的争端。有关组织形式本身，也存在新旧两种组织形式的争端。分析形成组织之后革命派的中心任务，从而反过来去击败取消主义的组织化尝试、寻找并废弃旧的组织形式、总结并树立新的组织形式，已经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3）“思想斗争”修正主义路线和组织建设中心论的统一
“思想斗争”修正主义是新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来源于对文革经验和“反修正主义”路线的歪曲和反面继承。在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破产、群众革命化的时代，“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开始作为系统性的路线出现，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是革命派大联合的主要阻碍。
“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在确立以后为什么能长期推行？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具体地说，有两个方面：
长期以来，“思想斗争”修正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对旧的组织形式的继承，这样的路线就是“学习小组”路线。因此，在这个时期，他们的活动还是以小圈子的形式为主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受限于动员的范围，也没能产生更强的组织形式，因此两者还有“和平共存”的可能性、矛盾长期没有爆发出来，即便偶然有所体现，也往往是局限于学术争论或是组织方法的争论，而不会在实质上上升到路线分歧高度。也就是说，“思想斗争”修正主义虽然产生于革命队伍内部，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对象。这是客观因素。（“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团体、RC变种“继续革命社”出现以前，XMPP在这个问题上犹为突出，私有平台成员的大量引入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松散化。之后我们将以此作为典型，具体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革命派的力量薄弱是主要原因，而路线斗争被“反右”主导了）
“思想斗争”修正主义的推行是建立在破坏革命派大联合的既有成果基础之上的。（在XMPP的典型代表是“左互助”路线，这是一种半自觉的“思想斗争”修正主义路线） 无疑，这在组织上限制了革命派的路线斗争的开展，只能选择从中脱离出来，这样的结果就是革命路线长期没有被理论化。这使得“思想斗争”的迷惑性大为提升，以至于修正主义头子十月烽火能够直接说出“革命者的生活就是革命”这样的奇谈怪论而不受批判。这时自发性严重主导了路线斗争，特别是同“思想斗争”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革命派缺少统一的组织。这是主观因素。
但是路线斗争最终是以新的形式开展下去了，革命派最终还是建立了新的组织。受“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影响的群众自然而然要（自发地）抛弃它，转向革命一边了。因此自万里无云修正主义集团篡夺革命派组织领导权以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直接跳过思想路线而上升到组织路线。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垂死挣扎，虚张声势，以实现他们破坏革命队伍的险恶目的：
破坏群众宣传手册的编写，反对搞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只搞“复读机”式的所谓“读书会”。名为效仿马列之声和RC，推行所谓“反安托西修”路线，实际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取代了马列毛主义作为小组既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地位 ，以便打着毛主义的旗号推行万里无云一伙的 “学习小组”路线 。
《PAPER》编辑部指出：“马列之声在思想上仍然没有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达到的马列毛主义的程度，仍然只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程度，因而她无法充分利用毛主义中的理论养料来使得自己更加强大，这就是马列之声解散的思想原因”“对于马列之声，她的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不可以在批判其历史局限性的同时，将其功绩忘记；更不可以打着马列之声的旗号，以马列之声前成员之名，干一些实际上反动的勾当。”十月烽火RC修正主义集团和万里无云修正主义集团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反动勾当。
“为了将这条正确道路贯彻下去，马列之声不惜与日渐堕入小资泛左泥潭的莱茵学社彻底决裂，不惜将小资泛左分子‘得罪’了个遍，使得马列之声虽死，而‘恶名’犹传于泛左翼。但通过与小资产阶级泛左翼思潮的斗争，受马列之声影响的同志们坚持了正确的方向。”欺世盗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团体RC，为了给自己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对毛主义提供便利，利用了马列之声的这一功绩，以“反安托西修”为借口，将同他们作斗争的革命派和进步群众污蔑为“左圈分子”，反革命真面目昭然若揭。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马列毛主义红卫兵”早在《红旗》两篇社论编写时期，就打压不同意见，制造派性分歧，妄图全面篡夺革命组织领导权；万里无云得势以后，更是把篡权希望变为篡权行动，大树特树“万里无云-马列毛主义红卫兵”黑路线的绝对权威。他们以反对“自由主义”、反对“等级制”为由，导演投票闹剧，给革命派强加罪名，在小组内外大搞“革命民主专政”。
抛出“以组织建设为中心”的系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占领舆论阵地，否认当前开展线下斗争的可行性， 在实质上反对“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为代表的“为人民战争重建党”的革命路线，并且他们的论调大多是《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一文所明确批判的。
继承十月烽火“革命者的生活就是革命”的反革命路线，宣扬“用思想斗争培养阶级立场是首要，理论水平是其次”。 借反对“本本主义”，大搞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
猖狂攻击革命的《新闻》刊物；认为《红旗》第二期和两篇社论都是“党八股”，并于2023年2月 利用《红旗》“第三期”作为向革命派发动总进攻的工具。 他们还同反革命总头子“十月烽火”勾结起来，密谋于2023年5月的小组成立纪念日炮制反革命黑文，系统性“总结”他们反革命的历史。然而由于在4月以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不得人心，不久就沦为了分裂组织，宣告了“思想斗争”修正主义路线的总破产。
至此，“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和组织建设中心论已经彻底融为一体了，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混入革命派组织内的反对“斗争的组织化”的取消主义派别。这只能说明，“思想斗争”修正主义的组织形式是修正主义的普遍组织形式，它和“组织主义”的新修正主义组织形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思想斗争”修正主义想在革命队伍中制造影响力，然而依然是成效甚少，甚至已经比不上右倾机会主义的“融工”派别了。除了他们内部的不断分裂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没有一条真正的组织路线，没有真正的团结基础，同“继续革命社”的斗争就能够反映这一点。这种情况下，“思想斗争”修正主义也开始“融工”化。日后，“宣传教育-系统性融工-建党”将成为他们的新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合法斗争阶段”论一直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延续着。
4）修正主义路线是对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的既定路线的根本背离
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在2021年发布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一篇雄文，尽管它发生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高潮之前，但它从革命的角度系统性地指明了革命派在党的重建时期的主要任务和路线，从路线角度规定了革命派应对群众革命化浪潮的一些基本原则。它体现了马列之声为先驱、经由《PAPER》《新闻》发展而来、在国际协调下形成的中国革命路线在当前的最高成果。
今天，世界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期，世界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都在尖锐化，革命是大势所趋。广大人民群众早已做好了造反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共产党人的领导。所有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先进分子都需要接受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建设革命组织，开展两条路线斗争，把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中国的进步分子需要积极学习和深化对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以及贡萨罗主席普适性的贡献的理解。我们要着眼于国内和国际形势，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有所了解，认识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些组织必须明确以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为指导，以毛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反对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和“左”、右倾主义，反对折中主义和宗派主义。毛主义者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己的实践经验，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
关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正如《论贡萨罗主席的普适性贡献》指出的：
世界革命已经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很大程度上成熟了，革命形势在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世界革命的主要障碍在于主观方面，即缺乏共产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指出“他（贡萨罗主席）驳斥了群众不想革命以及群众不支持人民战争的说法。他告诉我们，群众从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造反，而是共产党必须将领导他们组织军队作为自己的义务。”贡萨罗强调，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无法取得真正胜利的，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在于“基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为了人民战争锻造的，和用军事化开展人民战争的共产党”。
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明确提出了一个培养革命先进分子的问题，而后来的《当今马列毛主义的线上工作》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分析的。这同修正主义分子模糊不清的培养干部和“政治灌输”的论调有着根本区别，后两者同“思想斗争”修正主义路线或政治报路线无异。“党组织应当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能够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对阶级敌人进攻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关于有组织的路线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组织化。这也是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创造性贡献，此后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将证明这一结论的无比正确。它是对贡萨罗主席的建党路线的继承。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强调这一点，还需要认识到“派别”的作用，同修正主义的“共识型民主”划清界限。“列宁提出了派别的概念，即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并且必须公开表明其政治立场以便开展斗争和发展党。”
党的建设有六个方面：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结构、领袖、两条路线斗争、群众工作。……党在内部开展不调和的路线斗争，把修正主义作为主要危险。
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给各位读者具体介绍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的这两大突出贡献。
关于人民战争的路线。它明确了人民战争并不仅仅是一个“战略”，是具有普遍性的道路，人民战争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人民战争路线是毛主义总政治路线的核心。
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不仅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之路，也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的革命之路。只有通过人民战争，通过党、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这三个革命工具的同心建设，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中国革命毫无疑问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巴西共产党（红色派）在其社论《人民战争与革命》中指出：
简言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持久人民战争，它是在反对准备瓜分世界与掠夺受压迫民族和国家的掠夺性帝国主义战争中，通过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战争相联合，这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但它以独特的运动和前进与挫折的波浪形式出现。通过世界人民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摧毁每一个帝国主义体系和所有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阶级斗争的继续从而消灭阶级，这是向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步骤。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
在今天，要成为一个彻底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意味着需要坚持、捍卫和运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坚持发起人民战争的根本目标，在斗争中理解和执行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的路线。
2.如何理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是两条路线斗争新阶段的中心问题。
今天，明天以及我们生活的这暴风雨般的几十年里，我们能看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首先，虽然我在强调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它是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的理论和实践。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 它同样综合了对历史上发生在无产阶级之前的阶级斗争的研究和认识
（贡萨罗主席）
对军事化共产党的需要是对毛主义的理解的根本和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正越来越多地被世界上的共产党人接受。作为新与旧斗争过程的一部分，通过阶级斗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它在不平衡的继承中得到发展和承认，也就是说，两条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越激烈，人们对它的理解就越深，就愈加承担起它。
《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
1）克服自发性的第一步是破除经验主义。
在我们早期的论著《红星不灭叛徒集团是怎样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中，曾这样批判了当时经验主义的代表，指出了经验主义是如何纵容甚至勾结修正主义的：
“天奕”“现实唯物主义者”“王星尊”“开了玖”一类极端反动分子、机会主义两面派是这样一群人，由于马列毛主义理论上的优势，他们表面上坚持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实际上是他们是反动腐朽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他们主张的是一套歪曲篡改的配合自己的反革命目的的唯心论。如果我们不用马列毛主义这个强大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就无法识破他们，甚至跟着他们宣扬的谬论走，上了他们的当。毛主席就曾尖锐地指出不掌握这个思想武器的严重后果：“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他这样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许多现象和本质不同。”他们的追随者和信奉者就是一些对马列毛主义这个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理解不深的群体，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人没有被真正团结到革命队伍中来。
我们同红星不灭叛徒集团的斗争，不只是应对反动派控制下的镇压的临时举措，它同时也是一场舆论阵地的争夺战，客观上为反对经验主义的斗争作了准备。这是因为，红星不灭叛徒集团及其追随者是两条路线斗争两个阶段过渡时期的经验主义典型。尽管他们表面上也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也偶尔支持我们同几个极端反动分子的斗争，但他们的世界观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一世界观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把肃清反革命流毒的斗争进行到底，还坚决排斥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只能充当叛徒，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时期自我暴露，明目张胆地支持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主张。最终，同开了玖一伙一起，被革命群众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以上，我们利用两条路线斗争史实，简短地说明了毛主义的运用的极端重要性。
理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克服经验主义和克服自发性是同一个矛盾的多个方面，然而这些方面并不是等同的，理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其中起着根本的作用，因为不理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就既没有办法克服经验主义，也没有办法克服自发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任务事项可以不包含克服自发性和经验主义的内容（恰恰相反，这两个内容是贯穿整篇文章的线索，它们共同构成了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基本要素），只不过这些内容是从属于理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务罢了。
我们同样以上面提到的这篇论著的结论作为我们如今的结论：
论坛的反革命路线由来已久，这条反革命黑线自从论坛建立以来就存在，并伴随着论坛管理层的自由主义作风延续至今。由于论坛受反革命流毒影响较深，以及论坛马列毛主义理论宣传的严重不足，在反革命力量的猖狂反扑下，革命派暂时地受到了一些打击。敌人每一次猖狂反扑和疯狂污蔑都说明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然而即便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攻击诋毁都没能打败我们的学说，这说明我们的学说是正确的。这次的斗争带给我们的是肃清反革命流毒的更强大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坚信，随着革命派队伍的壮大，随着论坛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巩固，随着毛主义理论逐渐被论坛大多数革命群众接受并运用，反动派的败局是肯定的，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革命派的！
2）毛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挥和指导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每一次发展都是在新的形势下产生，并指导新的斗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不是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却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它在当前的内容是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正如秘鲁共产党总路线所指出的那样：
在阶级斗争中锻造出来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之后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再之后发展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因此，科学的、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其辩证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标志性的阶段：1）马克思主义，2）列宁主义，3）毛主义。
为什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是毛主义？秘鲁共产党的总政治路线文件的解释如下：
毛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第三和更高的阶段。毛主义发展的时期是帝国主义日益腐朽，革命成为主要倾向的时期；这一时期有迄今为止最复杂、最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与修正主义的无情斗争。
换而言之，毛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进攻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武器。
秘鲁的党同样指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产生革命的领导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革命产生指导革命的思想，这是把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真理应用于每一次革命的具体条件的结果，这也是一切领导形成的基础。
由于毛主义对领导权的决定性意义，毛主义的推行也是在极其尖锐的国际两条路线斗争中实现的。正如国际的经验那样：
过去几十年中，毛主义者将马列毛主义建设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指挥和指导思想，并通过意识形态斗争和革命实践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得出这一结论。一方面，相比以往，发动人民战争或是积极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现在被认为是毛主义政党的中心任务。相对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马列主义运动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各种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加剧了。右倾机会主义、“中间路线”和教条修正主义日益暴露出反革命的本质。
（阿吉特《马列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回事》）
对毛主义的理解本身就是很大一块内容，还涉及路线问题。不能正确地理解阶级斗争，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革命理论，也就不可能正确地领导革命。当前的机会主义反动路线，多体现为对毛主义的背离。因此，同两条路线斗争一样，对毛主义的理解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愿意接受共产主义的人还不了解毛主义，许多先进分子还不能完全区分毛主义和修正主义。这需要革命者进行长期的工作。”在这里，对前面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基础的部分做一个概括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认识到毛主义的对立面，即修正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融工”路线长期奉行事实上的和平积累路线，背弃毛主义的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
“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分子长期背弃群众路线；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理论长期否定毛主义的多个结论。
毛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长期以来，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从这样或那样的方面去回避政权问题。“不把政权作为主要目标，不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权，就没有人民战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后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因此，毛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政权，人民战争是夺取并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保卫这一政权的方法。人民战争就不仅是无产阶级完整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它也是权力的概念和政治”。为了取消毛主义、取消当前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不得不否认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夺权的宏观原则，并以各种方式进行混淆和解构，“星芒”正是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粗体字是我们的强调）：
你不能回避共产主义就是最根本的，而必须作为首要的目标被提出的。只能说，现阶段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一步步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不可能指望一个认为按劳分配与官僚系统没有问题的人。赞同应当尽快消灭它们，并传播这个观点……
形成这个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最后即便是系统性的搞了无产阶级教育，那也是不彻底的半吊子。或者说，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宏大的终极目标。它应当被绑定在个人的目标上面去，对于一下还不能接受这样的目标的人妥协一些。比如只是广泛的在工厂里开展运动时就首先用经济目标组织发展起来。对于其他一切合适的情况，把它绑定到个人目标去。毋庸置疑的，共产主义是一切个人最好的前景。你想要的任何目的与需求本身，必须首先消灭社会中最大的这个阻力，并让社会能够反过来为个人提供帮助。共产主义不应该一个宏大的终极目标。即便是以前，也只是提出一个当前的，暂时性的纲领。
由于毛主义对政权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空谈，在人民战争中，秘鲁共产党的革命者得以根据秘鲁的经验，总结了系统性的军事化和人民战争路线。“秘共注意到了政权法西斯化的倾向，并作出了他们的应对方案：党的军事化，和革命三大法宝的同心建设。”
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贡萨罗主席阐述了秘鲁共产党军事化的必要性这一论题，随后，在1980年头几月内党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时候，他提出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通过行动来发展党的军事化，他根据伟大的列宁关于减少非军事工作，以军事为中心的论述，提出要以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和平时代即将结束，我们即将进入战争时代，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军事化。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围绕党建立军队，依靠三大工具，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以三大工具为中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党的军事化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具体行动、具体的军事行动来进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进行各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游击行动、破坏活动、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和鼓动），但我们必须主要以这些形式进行……把这些类型的行动作为人民战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我们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靠的是党的军事化。我们认为，这一经验具有普遍性，因此，世界各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进行军事化。
——《秘鲁共产党总政治路线》
关于时代和革命发展预期的概念是毛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分析和判断时代历来是制定计划的基础：“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在时代和未来问题上，毛主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正如毛主席所做的光辉论断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面对新的革命形势和经济形势，尤其是原本已经难以为继的帝国主义依靠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而苟延残喘的现实，贡萨罗主席提出了世界革命处于战略进攻阶段。21世纪以来，尽管秘鲁的人民战争遭遇了暂时的挫折。但是帝国主义已经彻底腐朽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破产、全球经济危机不断，民族解放运动再次高涨，担当了推动帝国主义崩溃的主要动力，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也爆发了，多个事实都再一次印证了贡萨罗主席的论断。面对新的形势，当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然更要坚持革命斗争：
极其有利的客观和主观形势，无产阶级反对反革命总攻的数十年的不懈斗争，用铁的意志高举毛主义的旗帜，高举贡萨罗思想普遍有效贡献的旗帜，高举人民战争的旗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修正主义区分开来。通过艰苦的反对新旧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义正在将自己提升为世界革命的指导和指南。一个新的跃进正在酝酿，它将让整个地球散发出耀眼的燎原之火，把已经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巨浪推向更高的高度。（《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
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样长期为革命做出截然不同的预期，即要么认为帝国主义将会长期维持统治的地位，直到通过纯粹的工人运动或者某种神秘的政治行为而突然崩塌，要么干脆认为帝国主义是无法撼动的，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归根结底是从未消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现实存在的，但是它被帝国主义的强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所抹平了，于是而在一切国家中，国家机器的镇压都是远强于群众的政治运动所爆发的力量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政治活动只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或半殖民地状态的农业国发生，且只能要么以跨阶级的合法或公开抗议活动，要么以民族战争的形式发生，决不会跨越界限半步，引导群众走向激进颠覆活动的政治势力也不可能出现；而民族战争最终也决不会演变为国内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或者即使发生这种演变，也只是零星的尝试，会会迅速走向失败。甚至，就算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会实现，这与他们的路线高度相关。正是因为他们要怀疑毛主义，因此他们才会对形势做出这样的判断，从而强行做出不利于毛主义的解释。正如“人民之呼号”的指责：
人民之呼号：你党修正了还抱残守缺你的党干什么😄少拿你贡派的大便过来
是不加反思的毛派才对吧，照你这样说毛泽东说啥都是啥，不加反思全盘接受呗，一点判断都没有🤭
在面对革命派关于以上海为首、全国各地建立替代性群众武装正是代表了他们口中的“共产主义”方向，并且这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生事物，是毛主义运用和发展的的成果，而不是从真空中产生的原则，更不是取消革命的理由时，VX指出：
你依然不明白我的意思：这说明马克思和列宁定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未实现过。
由此可见，对当前革命预期的斗争已经上升为了是否取消毛主义、是否要进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斗争。否则，VX一类人就不可能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从未实现过，因为言外之意无非就是毛主义是背叛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次是无产阶级专政既然过去没有实现过，那末未来就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是一派胡言！
正如列宁教导我们，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修正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人民战争的发展同样也是如此。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总攻以后，在人民战争问题上，毛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已经有了明确的界限。“贡萨罗主席警告说，一场精心进行的人民战争可能会遭受失败，当然这种失败永远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原因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缺乏现代武器（正如贡萨罗主席指出的，“我们的原则是寻找群众中每个人都能使用的最简单的武器”——编者注），游击战发展不足，即没有通过摧毁反动势力的有生力量来进行搏斗（在论述人民战争路线时我们会着重讨论这一点——编者注）；二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另一座山，即反动势力（即“低烈度战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编者注）。”人民战争是通往解放的唯一道路，也是粉碎敌人的低烈度战争和反革命进攻的唯一途径。
主要问题不是反革命战争，不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明白，“为了取得胜利，革命必然会产生并粉碎强大的反革命”（贡萨罗主席）。因此，要看清保证各国人民战争胜利和在世界范围内扫除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内部因素是决定性的，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在我们队伍内外打击和粉碎修正主义——并认识到中央委员会是阶级斗争的漩涡——是能够对抗和粉碎敌人的每一次进攻的决定性因素。人民战争的每一次飞跃——武装斗争的发起、新政权的建立，主要是夺取全国政权的飞跃——无一例外地都会产生新的反对路线、其叛徒和投降主义的领导人、其修正主义反对派（总是得到反动派的支持），必须粉碎这些反对派，才能前进。“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主席）……今天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在它那黑暗而不可能实现的拯救其制度的梦想中，试图实现反动的任务，即避免其重新瓜分、掠夺和种族灭绝的战争引发更多的反抗和更多的革命；而帝国主义者意识到，这具体意味着试图阻止无产阶级通过其共产党领导民族解放战争，进行民主革命，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和文化革命继续下去，直到最终将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从地球上扫除。这一反动任务一如既往地具体意味着要打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即今天的毛主义。因此，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自觉、有计划地以及自发地继续在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中产生和促进修正主义，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对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战争最重要的地区，以及在帝国主义国家，它们需要加强后方以服务于战争。这种修正主义的表现形式将与帝国主义在每一个时刻的需要相匹配。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必须认识和明确这种修正主义在每一个时刻，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以便能够揭露和粉碎它。
（《毛主义万岁，打倒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者否认毛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否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而这正是取消主义的思想基础。 毛主义者对待世界革命的立场恰恰与之相反：
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然的，无产阶级革命采取人民战争的形式，将其应用到每个国家的具体实际中，没有例外。严格地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向我们证实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的来说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统一战线支持的人民战争。在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民族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后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在向光辉的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夺取和捍卫政权的方式。
毛主义是帝国主义最腐朽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时代，是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扫除出地球的有史以来阶级斗争最激烈的特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第三个和更高的马克思主义，而人民战争是毛主义根本的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将整个世界都将团结在共产主义中唯一的、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条件。
（《人民战争与革命》）
3.人民战争路线与中国革命
1）武装斗争与人民战争
中国的革命队伍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人民战争路线提出的时间要比“主要是毛主义”的路线早，而人民战争路线被革命队伍普遍接受也是早于“主要是毛主义”路线。在这一过渡时期，革命队伍中对于人民战争的理解往往是暴力革命、武装斗争。但实际上人民战争并不只是如此。正如贡萨罗主席指出的那样：
关键不仅仅是发动武装斗争。问题的核心是人民战争、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我们认为他们值得被关注，特别是当有组织提出再次接受毛泽东，或者开始提出对建立党的需求，或者仅靠他们的武装斗争已经不够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视为一种新的觉醒……（贡萨罗主席）
那末，什么是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的内容，首先是战争。战争具有自己的规律，也就是说人民战争不仅将“使用武装杀人（消灭敌人）”的武装斗争作为手段，更将其作为目的之一。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在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就已经有过这样的论述了，即战争一旦开始就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运作，而不以参与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尽管战争归根结底是政治的延续，但是它一旦开始，本身就作为了一种政治现象。从这点来看，从政治延伸出战争开始，战争自身就将自己作为目的，而不再只作为政治的一部分，直到政治目标的解决：
克劳塞维茨在第一篇第一章中，首先将战争的抽象概念定义为“绝对战争”。他指出，战争在本质上是一种暴力的行为，而暴力的使用在理论上是没有极限的。一旦敌对双方开始交火，就会触发三种相互作用，使得战争趋向极端：
每一方都会迫使对方不得不使用同等甚至更强大的暴力来应对。
只要你没有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你就必须担心敌人会消灭你，这迫使你必须以彻底打倒对方为目的。
因此，双方都会无休止地动员和投入全部意志与资源。
从这点来看，在政治中开展战争，就特殊地反映为在战争中开展政治。因此，武装斗争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然要发起对资产阶级的总体战。正如贡萨罗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矛盾运动将会指向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两股相对立的势力，一方面是革命力量，尤其是秘鲁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战争；另一方面则是反动势力，特别是反动军队所领导的反革命战争。”“只有一支军队才能打败另一支军队”“为了发动人民战争，我们必须依靠组织的主要形式：人民游击军。因为旧国家的支柱是反动的武装力量，要摧毁旧国家，就必须首先摧毁它的反动军队。党必须依靠一支强大的军队，就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总的来说，正如毛主席在光辉的“十大军事原则”中指出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毛主席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也就是说，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但是，武装斗争只是一个斗争形式，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尽管如此，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矛盾运动是具有多个方面的，而武装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党的军事化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具体行动、军事性质的具体行动来进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进行各种专门的军事行动（游击行动、破坏、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与鼓动），但是，我们必须主要进行这些形式的斗争，以便用事实向他们灌输，来鼓励和发展阶级斗争，这类行动是人民战争的主要斗争形式。”“一个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党一旦成立，并基于具体的条件，它就必须努力去夺取政权，而这只能通过人民战争才能实现。”
在战术方面，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人民战争是由一系列武装斗争、动员行动、社会治理和其它类型的阶级斗争所共同组成的，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和正义：
贡萨罗主席在1986年的《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中提出了武装斗争的四种作战形式，即游击战、破坏行动、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和鼓动。其中，游击战是军事行动的核心，而其他形式是对它的补充。游击战作为最重要的作战形式，其意义在于直接打击旧政权的军事组织。武装宣传和鼓动是第二重要的形式，这种活动主要针对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起政治教育和动员的作用。破坏行动是第三重要的形式，其意义在于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部门、大资本和大地主进行经济打击。破坏行动的具体行动包括拆毁电网、破坏公路系统、破坏发电站等。选择性歼灭是第四重要的形式，它通过刺杀的手段破坏反动派的国家机器，造成权力真空。《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一文指出“这些行动反对的是已经在人民法庭上被群众直接指控的敌人，或者那些欠下血债死有余辜，从事屠杀、虐待、渗透、间谍等反革命活动的敌人。这些行动实施时没有任何残酷行为，而只是简单和权宜的正义，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在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参与国际联合声明签署之际，中国革命派在一份名为《关于未来》的宣言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样一个真理——武装斗争是唯一的出路，也是革命的历史必然：
在今年以前，中国大部分的觉醒青年可能还在发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但我相信今年以后，抱有这样疑问的觉醒青年不会再有了。随着中国资本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越发赤裸，越发大胆，越发不加掩饰，越发使得人民怒不可遏——使得当代青年开始反思到底是谁的错——越来越多的青年逐步认识到，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在迫害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敌人在分裂我们，在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在阻挠无产阶级的团结——而中国未来的出路在当代年轻人的心里已经越来越明了了——非武装斗争不可。中国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修正集团上台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胞们为争取和捍卫无产者的利益进行过大大小小无数次坚决的斗争——但这些斗争都很快被资产阶级政府无情地镇压了，无数次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而对中国资产阶级官僚政府抱有任何幻想的，都是对革命的背叛，对革命者的背刺！也是时候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在今天完全清醒过来了，中国的革命道路必将走向武装革命的道路，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便有问题出现了，中国的无产者们如何拥有武器？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拥有枪支弹药是违法的事，随身携带管制刀具也是违法的事。但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当前的法律是完完全全为资产阶级政权所服务的，它根本代表不了我国广大无产阶级的意志，更无法阻挠我们无产阶级同胞们为今后的武装革命路线作准备——而且，这样的事，在中国已经有人开始在做了！这是极其振奋人心的一件事，中国有了自己红色的队伍，虽然他们现在离我们还很远，我们离武装革命也还很远——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倒台，人民的怒火烧遍中国的土地，革命烈士的鲜血再次浸染我们脚下的土地，却未必很远。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在以往的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早就证明了一旦真理掌握了群众，便会立即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一些否认群众力量，妄图瓦解我们的的斗志，试图破坏我国无产阶级群体团结的“有心人”必然会反驳，说“在当代中国组织起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事，没有经受过严格训练的普通人，就算手握自制的武器，也不可能同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作斗争”——这完全就是偏见，也完全是荒谬之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无产阶级从不缺少斗争的经验，也不缺少与资产阶级坚决斗争的决心。是的，可以预见的，我们今后的武装革命会很困难，我们的队伍会被污蔑成恐怖分子，反政府武装；我们将会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资产阶级军队；我们将会面对敌人的数次围剿和猛烈的反扑——到那说到底只不过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最后挣扎，他们的谎言终会被血淋淋的现实戳穿，而越来越多觉醒的人民会转身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去，我们，终将胜利！最后，热烈祝贺中国毛主义共产主义小组又一次站到时代的风口浪尖，坚决响应国际马列毛组织有关人民战争的决议，造反有理，革命万岁！
2）关于党的军事化
国际革命派在纪念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的声明中指出：
在贡萨罗主席的定义中，毛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的政权。更明确地说：1）新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2）社会主义和文化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3）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的、由人民战争夺取和保卫的政权。”人民战争的核心是新政权。因此，作为为发展人民战争而战斗的马列毛主义者，我们必须运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运 用“三结合”在新政权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尼泊尔却并不是这样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被党纳入他们所称的“新政权”中，这就是一个政治骗局。这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辩论以加深我们对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认识的问题。这是一个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的党和组织都必须关注的问题。毛主义的核心是建设新政权，无论是从现在看还是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我们理解革命三大工具建设的核心问题，它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同心建设的必要性和如何处理同心建设。
为什么共产党需要进行军事化？答案在我们之前的论述中就已经十分明确了：既然人民战争是一场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军事总体战，那末作为阶级的最高组织，共产党就必须适应这样的斗争形式，按照适应战争的原则，做整个阶级的军事指挥部。即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军事斗争仍然没有结束，军事斗争仍然要开展，尤其是要利用无产阶级组织的军事力量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尽管这些都是后话了。不过，不论如何，党的军事化都是必要的，且其内容是按照军事斗争的原则组织自身。为了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实行总体战，也必须整合整个阶级的一切力量，这就必须体现在组织路线上，领导军队，并在阶级斗争中获取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建设统一战线，实行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
以党为核心建立人民军队，建立服务于军事斗争的统一战线，核心是党的军事化，即党以军事斗争为核心，军事斗争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和武装捍卫政权的斗争，其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的政权问题。党改造自身以适应军事斗争，领导人民军队。人民军队要以军事斗争为核心的同时，要承担宣传队的任务，这样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开展一系列军事、政治工作，继而创造权力真空、占领权力真空、依托群众的统一战线构建新的国家，这就是革命战争中的军事化社会。这个路线，就是党的军事化和人民战争路线。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融工”路线的祖师爷RSF的观点与此根本对立。在这里，党相对于工会只有量上的增加，没有质上的改变：
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高级别的工人组织。换言之，先锋队是在大量群众工作，遍布全国的、和工人阶级有深刻联系的马列毛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最终形成的一个强大组织；所谓的成立大会，只不过是把先锋队存在的既定事实给摆上台面罢了。
为什么持有融工态度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要提出这样的论断呢？答案除了包括取消军事化之外，还包括取消党本身。因为即便是历史上的工人政党，也包括一系列职业革命者，包括政治斗争、军事工作的组织者和意识形态的工作者。如果将这些概念统统取消，将党视为一个可以通过“既定事实”确定的、自然发生的东西，那末这个党实际上就被取消了。正如网络工人运动活动家“凌峰”导师供述的那样：
其实贡萨罗本人值得叫一声同志，但是从国内政治生态位来看，贡派的生态位更像咱这种毛派，至于以蛀蚁擒惩奸恶小朋友们为代表的这种国内贡派则更像托派，天天把建党挂嘴边，“以组织建设为中心”持续三年了，结果内部派系林立，裂了好几块。两三年前他们就开始天天强调武装斗争了。好奇他们后面的安托西修融工是不是受到什么挫折了，怎么现在一跟他们提工人群众就应激🤣
这正是“工人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工人革命路线”在表面上是经济主义，但在中国这个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只能是取消主义的。“取消派口头上否认原则上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却全面实行改良主义。他们一方面要我们相信，改良对他们来说决不就是一切，而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取消派不是进行攻击，就是加以藐视。”列宁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工作原则、组织原则和军事原则的统一性：“必须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引自《从何着手？》）
列宁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正是三大工具同心建设路线的理论依据。《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指出：
在形成和锻造中，在争取建立或重建的斗争的过程中，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共产党必须跃进到军事化共产党的状态，也就是一个基本围绕枪杆子而建立的党，它通过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武装行动，发挥着革命的指挥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将正在发展的军事路线和军队（或其萌芽）放在总政治路线的中心。军队（或其萌芽）是动员、政治化、组织与武装群众的主要组织形式。
我们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与策略》一文中已经系统性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为了保证革命斗争不被资产阶级镇压，保存革命力量，从而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为今后人民战争的开展服务，就必须武装革命群众，对革命队伍实行军事化，向革命群众传授革命战术，因而当前的革命斗争必然要转变成武装斗争。同时，这也是军事化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雏形，这将为军事化共产党的重建、革命三大工具的建设和人民战争的发动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军事化共产党将领导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为夺取政权而开展的人民战争。
因此，正如贡萨罗主席所指出的：“与其他情况一样，摆脱这种情况的途径是革命，是人民战争。……必须再次发动游击战——人民战争。”虽然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当前形势同1988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这一论断依然是适用的。
毛主席为我们指引的革命道路，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按照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把它运用到中国革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中国革命无疑将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文化革命阶段。人民战争及其所决定的组织形式——共产党的军事化，在这两个阶段都是普遍存在的。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政权问题没有被解决。在中国，不同于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武装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开始，因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我们目前正处于人民战争的准备阶段，一切革命工作都围绕准备人民战争的中心任务展开（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当前的革命工作应该具体做什么，应该着重发展什么样的组织。这还没有成为一项基本共识，因此本文将会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大量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我们确立重建党的战略建设计划，制定当前阶段的总路线。
在中国能建立起独立的革命武装力量，这需要党的军事化，需要人民战争路线。目前来看，全球各国普遍发生了国民经济军事化和社会的统合化，想要依靠一场起义夺取政权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当下，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游击战争的策略不仅适用于被压迫国家，还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
“总政治罢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它幻想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本身就会导致它的垮台，然而没有军事打击就不可能瓦解一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器，没有长期的军事斗争就不可能发展自己，继而使得无产阶级取得消灭一切敌人、夺取政权的力量。毛主席指出，“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的军队人多势众，武器先进，因而无法打败。然而“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因此，战争归根结底是政治斗争的反映。如果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失势，那末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坚持武装斗争，就能最终获取战争的完全胜利。
就中国而言，武装斗争需要在党的成立后才能大步发展，至于武装斗争的路线，参见赤眉的构想，这主要是基于中国这一帝国主义国家同所有国家一样存在着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使得新政权的建立成为了可能。只不过帝国主义战争这一外因会大大加快这一进程，所以毛主席指出：“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
不论是半殖民地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现实已经证明了，人民战争是普遍适用的。只要坚持持久战和总体战的路线，坚持发动群众、动员我们的阶级；只要坚持战争的规律、正确地组织并运用军事力量；只要粉碎使人民战争脱离群众的企图，一句话，只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那末就没有什么镇压能够使人民战争彻底走向失败。
“目前，发展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极好的。革命是主要的历史与政治趋势。人民战争正在进行，而新的人民战争即将开始。这是一个复杂的局面，各种类型的战争肆虐，同时群众的爆发力也在日益增强。”世界形势必然会反作用于中国的革命形势，终将为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战争的发动和最终在世界范围内扫除帝国主义提供客观条件。“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革命力量，要致力于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并学习理论知识、组织技巧、武装手段，用一切手段为发动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人民战争（正如我们提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人民战争——编者注）做准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